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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轮丨杨劲桦:玛丽与我(中篇)

2017-02-26 杨劲桦 新三届

         作者简介:

        杨劲桦,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,1983年赴美国留学,获MFA艺术学位,是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顶尖电影学院拿到最高电影创作学位第一人。2010年在国内出版作品集《梦回沙河》;2013年翻译出版老师理查德·沃尔特的专著《剧本:影视写作的艺术、技巧和商业运作》中文版,在亚马逊同类作品排行榜中曾名列第一。现为电影公司CEO,定居洛杉矶。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上篇请点击阅读: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杨劲桦:玛丽与我(上篇)


 本文作者在UCLA电影学院上导演课。


        (四)

 

        时光如梭,转眼来美国就遇到了第一个节日:感恩节。学校放假好几天,宿舍不开火没饭吃,玛丽和学生们都回家过节了。剩下我一人,无处可去,管它三七二十一,先关上门蒙头大睡,昏睡了两天,分不清昼夜,直到梦见肚子太饿才醒来。


        这是来美国后睡的第一个饱觉,起床洗了个热水澡,用茶杯泡了包方便面,三两口吃完,顿时心境大好,阴霾一扫而光,也恢复了冷静。


        于是拿出纸笔写家书:“爸爸妈妈,我很好,宿舍餐厅每天吃牛肉,所以女儿现在体壮如牛,不必担心;学校里比公园还美丽,我读完书很快就回去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后来我回国探望父母,有一次翻抽屉,无意中发现了我写的信,妈妈把它们全部用猴皮筋捆住,厚厚的一大叠。我一封封地拆开来读,发现每封信都大同小异,车轱辘话来回写,什么我一切都好之类的,其实我何时好过?每天都是步履维艰,打落的牙齿咽自己肚里,跟谁也不说。


        那天忙完手头的功课和杂物,终于有时间收拾猪窝一样的屋子。我这人有个弱点,爱干净,整洁才能使我思想集中;遇脏乱油腻恶心,我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致。我不善于攒钱烧菜,但很会打扫房间,犄角旮旯也一尘不染。


        你们很难想象当时我和玛丽的房间有多脏,不仅脏而且乱,乱得晕天黑地。那天我剪了一条国内带来的棉毛裤当抹布,反正在温暖的洛杉矶也穿不着。


        屋子各处我一遍一遍地擦,窗台上的灰尘,玛丽书桌上的层层咖啡食物痕迹都结成了硬痂;我把床整整齐齐地铺好,枕头拍打松软,碎纸扔进了垃圾袋,脏衣服丢到洗衣篮,然后就是整理书架和躺在遍地玛丽的书。


        这些书可真沉,就像那种大厚的电话簿,整天抱着真不容易。我把每本书加了张小纸条做记号,然后合上,一本本靠着书架旁边摞起。不知忙活了多久,腰酸背痛,总算清理完毕。


        我打开窗,让风吹进,采了一枝长长秆子的天堂鸟插入杯中,看着不成比例,好笑却也别致。


        傍晚,我戴上围巾,独自在喧闹的Westwood漫无边际地走,看真人装假人一动不动,眼睛不眨也不笑,任凭行人装鬼脸来回地逗。我却在一旁边忍不住笑了,想想,人家那是定力。


        不买东西,闲逛橱窗,走到一家电影院门口,看见人们排着长龙,我才知道昨晚有新片上映。好莱坞的电影一般都在Westwood的几家影院首映,那时电影票价5美元,新片6美元,我不舍得买票,就驻足仔细看那一张张的电影海报。


        突然一阵恍惚掠过,几个月前在北京看《空谷芳草》和《雨中曲》时还在幻想有一天要去好莱坞,而现在这幻想居然就成了真实。不过……怎么说呢,觉得有点儿遗憾,这真实好像也没什么,就像远远地看见一只美丽的白蝴蝶在飞舞,拼命地跑了去追,好不容易抓到手中,打开一看,竟是张白纸片。


        我从小就喜爱胡思乱想,想着想着就乐了,快乐其实好简单,想起今晚睡在干净的寝室就快乐。


        第二天下午,玛丽回来了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劲桦,一进门她就高兴地叫我,手中还拿了个玻璃瓶子,里面插朵玫瑰。她摸摸索索地拄着白棍子往里走,一边把花递给我:“我家后院摘的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我转身把瓶子放到书架上,回过头却看见玛丽神色有变。


        她抿住嘴,把棍子一丢,就到处乱摸了起来。她摸得很急切也很仔细,脸色越来越怪异,我吃惊地看着她,轻声叫着:“玛丽,你没事吧?”


        “啊……”她突然像狮子一样地爆发了,声音之大,吓了我一大跳,我赶紧去关门,生怕别人听到以为出了事。这时又听“哗啦”一声,回头一看,玛丽把书架上薄薄的花瓶打翻在地,玻璃碴子碎得到处都是,里面的水流出浸湿了地毯。


        我赶紧说玛丽别动,小心扎脚。她就像没听见,继续大声地跳着脚叫,满面通红。


        隔壁的戴安娜闻声咚咚跑了进来,连问怎么了?玛丽委屈地说话似炒蹦豆,中间夹杂着粗话和哭腔,我这才听明白,原来我收拾了房间,她就找不到东西了。戴安娜和我面面相觑,那还有什么好说的,当然是我犯错了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对不起,玛丽!”“真对不起!”我过去试图抓住她。她使劲摔开我的手,激动地叽里呱啦喘着气地喊叫。


        这时门外聚集的人越来越多,连楼下的山姆也来了。我拿起垃圾桶清理了地上的玻璃碎片,为了让别人方便安抚玛丽的情绪,就走出了房间,背靠墙坐在走廊的地上。


        一位台湾姓华的女学生向我走过来,同情地说:“明年抓阄时,你可以申请换室友。”我沉默无语。


        我坐在那儿想,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?这是不是太自私了?还是太不了解盲人。听见屋里七嘴八舌的劝说声,我决定去图书馆看书。


        图书馆晚上9点关门,我实在不想回宿舍,可也没辙。上楼走到门口,犹豫了几秒钟,我硬着头皮拧开房门。只见玛丽坐在床边,地上又东倒西歪地铺满了无字的大黄书。


        玛丽听见我进来,立刻站了起来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劲桦。”她两手交叉,拧来拧去。


        然后,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:“对不起……”神情扭扭地就像个做错了事儿的小女孩。


        我不相信地看着她,这人的性格可真是多面呀!


        她又说:“你原谅我的大吵大闹吧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“是我的错,不过不是有意的。”我说。


        她张开双臂:“你能抱我一下吗?”


        唉呀,又要抱,我一下子就没了脾气,想笑。


        我真不爱抱,但还是走了过去。我个子算高吧,可玛丽比我还高很多,她抱住我左右地摇晃。我说:“没想到你真比母老虎还凶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她咯咯咯咯地笑,笑得身子软软地抖,我感觉就像抱着个鸭绒大枕头。


 本文作者(中)在夏威夷电影节,右2为美国电影学院副院长艾米莉。


        (五)

 

        转眼期末考试就到,看看左右同学们苍白无表情的脸,我也开始心里发毛,这害怕主要源于一堂必修的创作课:Project1。其实这不是高阶课程,但没有学生第一年会选,因为这堂课的成绩与此专业研究生的去留有举足轻重的关系,大家都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和愤怒,这种残酷的自动淘汰制度是心上挥之不去的阴影,蒙混过关丝毫无可能。


        不过,如今我再一次回想,却理解了系里用心的良苦,过来人才懂得这行的面包不易吃,单凭狂热喜爱和不懈努力是远远不够的,绚丽光环下有多少痴情梦想的人一生穷困潦倒,抑郁而终,其中不乏出类拔萃,才华横溢的佼佼者。所以,如能尽早发现潜质勉强,应即刻棒喝而醒,使其改换生命轨道,不耽误青春年华。


        如不是万不得已,我也绝不会一上来就选挑战性这么强的课。开学那天我其实先去听了尼克·布朗教授的电影批评课。他胖乎乎高傲地站在讲台上,大讲耩挼(法语音译,意为电影的不同类型)和拿手的符号学,天马行空,学生们丈二和尚摸不到头。我说英文不好听不懂,美国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跟着说:我们英文很好但也听不懂。


        呵呵,无论如何,我不宜在英文尚未进步之前选类似的课,因为我的奖学金全凭学业成绩。反复研究了必修课,最后我决定选英文要求较少的 Project1和马克·麦卡锡教授的 E3,这两门都是8个学分的大课。


        60多岁的老头马克很酷,高瘦有形,满头华发,穿双长统皮靴,骑一辆乌黑闪亮的BMW摩托车。他听完了我的请求,若有所思地扬起眉毛说:“我可以破例收你,但你有素材吗?没有素材你剪什么呢 ? E3是最后一学期的课,一般需要几年的积累才能选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我愣住了,走到门口雕像的台前,一屁股坐下,脑子空白。这时正巧同系的台湾学长井迎瑞走过(我曾在他和太太新婚小公寓的客厅沙发上借宿过两夜),询问何事?他知道了窘境就说你用我的吧,我有 200多个小时的素材,没时间整理。我傻傻地看着他,他笑笑说没事儿。


        选Project1就不那么简单了,开始我反复要求,导师弗兰克都不点头。他说你完全没有准备,也不熟悉,这是去找死。我说反正都是死,让我试试。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确太低估了困难的程度,UC系统有个缺点,就是Quarter制,一学期掐头去尾除去考试和五个礼拜的讲课,还剩下五个星期左右。


        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创作和完成一部作品,是相当困难的。不要说技术性的过程需要很多时间,更何况这应该是集体的工作。而我单打独斗,无人帮忙,还没有制作的钱。


        当时的艰苦现在想起还不寒而栗,玛丽周末也不回家了,随时准备帮忙却力不从心,唯有天天为我担忧,详情就略过不写了。创作收尾时我写了一段画外音请玛丽来念,玛丽特认真地说:“不行,我说话有一点儿大舌头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期末考试考了好几天,真让我长了见识。中型放映室里,学生教授们坐得满满,按学生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排列顺序,一个一个地当场评分。感谢上帝,我姓 Y ,排在后面,先看别人上绞刑架,受折磨。


        第一个学生走到前面的讲台,自我介绍一番,然后放映作品,完毕后就是七嘴八舌地评论,乖戾的提问,尖酸的讽刺嘲笑,那刻薄的程度,远超出想象,不过不下三滥。


        我原本最喜欢口试,可是看到那场面也不禁头皮发麻,这种心理素质的磨练,不是人人禁得起的。事实证明,在此行业,才华远不是第一重要,凡能成就的人,心都要比钢铁还冷和坚硬,能忍胯下之辱,能抢夺,强烈的企图心,无羞耻感,拿得起,放得下,漠视感情。受教育越多和家教越好的人,越会觉得障碍重重,所以罕有在此圈子里生存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学生们的作品五花八门,什么题材都有,水平参差不齐,天上地下,至今我还对一些同学的作品印象深刻,现在记录几个:


        第一个:布鲁斯·穆勒(Bruce Muller ),他的作品表现的是拉斯维加斯附近的沙漠里,夜晚,有一条公路,两只屎壳郎在过马路,它们激烈地讨论着道德伦理等深刻的哲学问题。走到马路中间时,突然一辆巨大的敞篷跑车从头顶呼啸驶过,车上坐着一对青年男女,女郎翘着双腿,咯咯地娇笑。鲜红的高跟皮鞋,鲜红的手指甲,鲜红的嘴唇。他们边亲吻,边放着震天价响的音乐,把屎壳郎震了几个跟头,滚回到路边起点。


        待汽车远去,屎壳郎从昏迷中苏醒,望见满天的星辰,费力地爬起来,又继续过马路,争论的问题也随之更加艰深严肃。好不容易,小短腿的屎壳郎终于穿过了中线快要到对面。这时,那辆敞篷车又呼啸地驶回,此时那对男女已经酩酊大醉,手里拿着酒瓶,车子开得左摇右晃,终于,嘎…… 一声,把这两只累了半天才走到对面的深沉屎壳郎给压得稀巴烂。 


        第二个:亚历山大·佩恩(Alexander Payne ,主要作品为:杯酒人生The Sideways ,关于施密特About Schmidt ),他拍的是一个 50 岁左右的男人,衣冠楚楚貌似某公司销售经理,他到机场乘机,飞机马上就要起飞。这时,他突然憋不住要上厕所,上完后发现卫生纸被用完了,他翻遍所有的口袋和皮包,除了有 5 张 100 美金的崭新钞票以外,找不到任何一张纸,焦急绝望。


        这时,一个胖警察走进隔壁马桶间,脱下警服外套挂在门上,警察完事后出去洗手,职员从隔板下爬过去用警服擦了屁股,然后,意气风发,傲慢地整了整领带,仰头走出去了。


        第三个:安德鲁,姓我就不写了。安德鲁长得极帅且骄傲,我第一次见他吃了一惊,眼神深邃,外表气质高贵。但看了他的作品,失望透顶,我还记得作品的名字叫《 Gossip 》,几个穿着庸俗的女人躲躲闪闪,行为怪异,看着令人反胃。后来尽管我和安德鲁还是不错的朋友,但我再也不觉得他吸引人了。


        第四个:马托斯,姓我也不写了。马托斯来读研究所前已在好莱坞混迹了多年,是个有经验的从业者,脾气暴戾,永远一脸愤怒的表情,好像谁都欠他一百万,后期做论文时他跟我大干过一架,我的朋友阿城当时也在场。


        马托斯事后来跟我道歉,我说不接受,恨死他了!现在同学们聚会时还总是提起那件事来调侃我,呵呵,我说还是不原谅!


        马托斯的 Project1 非常特别,是讲一匹白马和一个小男孩的故事,片头整得十分气派,跟真得似的,做工考究,技术一流,我绝不相信是短短几周做出来的。他的作品放完后,教授学生问尖刻的问题,评价太平淡之类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突然,马托斯大吼一声,目眦崩裂,大家刹时安静下来,连小声咳嗽一声都听得见。马托斯跨到麦克风前,恶狠狠地说:“你们这群该死的笨蛋,知道那白马是什么吗?那是我的生殖器!”


        全场轰地一声,教授二话没说,给了他个 B 。


        第五个:忘了名字,是个脸色煞白神经质的瘦小男生,他站起来刚要说话,五六个人也跟着站起来,举起牌子冲着他示威,大叫不许放他的作品,放映间顿时乱成一团。


        后来才知道,原来这个学生的作品内容是讲在美墨边境一个什么地方,有专门人畜交媾的,他真实地记录下来了。吵来吵去,作品最终没放,我也没看见人畜怎么交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可想而知,第一个期末考试让我有多么地震动,1980年代初期,我来自一个长期精神桎梏的国度,一个命令一个动作,使人压抑到喘不过气。那天,尽管有些美国学生的作品浅薄幼稚,粗燥乱来,但是自然真实,令我心潮激荡,亲身体会到了一种思想的自由。


        现在我在网络看到很多的争论,网友们能无顾忌地随便说话,甚至下流无耻地对骂,但我总感觉这种所谓的“真”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假,是做作地赶一种时髦,和真正自然的真实不是一个概念。由于长期思维模式的定型,我们很多人对真有本能的畏惧,更严重地说,就是不懂也不相信其存在。


        考试结束后,我深深地舒了口气,筋疲力尽,只想睡觉。回到宿舍,屋门敞开着,玛丽在焦急地等我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怎么样?”玛丽站起身,小心翼翼地问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嗯,运气挺好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“别人反应怎么样?”


        “说没太看懂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“得什么?”


        “ A。 ”
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也要看,你带我去看。”玛丽急切地说。


        我没吭声,心想小姑奶奶呀,你跟着裹什么乱,我快要累死了,你又看不见,看什么看啊?


        “劲桦,我也要看。”她又说。


        我还是沉默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我要看。”她用命令的口气。

        ……


        晚上吃完饭,我把玛丽带到系里的小放映室,让她坐在最中间的位子,我到后面去放映。一边放一边给她解释画面,没有加油添醋,就是单纯解释,她专心致志地闭着眼睛看。


        我还大约能记得最后的画外音,大意是:


        “我 7 岁的时候,平静的生活突然变了,人们疯狂亢奋,学校停课了,父母不见了,剩下我自己。百无聊赖,去父亲的书房,我翻出一本小书,讲的是一个肮脏的老人,拄着棍子艰难独行,不知要去哪里,不知要寻什么,只是不停地往前走。走得衣衫褴褛,手脚被荆棘刺破,流着鲜血,还是不停地走。


        当时看不懂,但这奇怪的老人从小到大却一直跟在我的脑海里,今天,我突然明白,这个脏兮兮的丑陋老人原来就是我自己。”

 

        The end 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我们俩都没说话,只听见放映机在空转,胶片头卡拉卡拉地响。我站起身,关上机器,没开灯,屋里黑黑地静默着。


        好久,玛丽叹了口气:“哦,劲桦 ……”


        “看懂了吗?”我问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嗯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我心里一缩,似乎感受到了玛丽超凡特异的能力。我闭上眼睛,默默地想,上帝也许关闭了玛丽的一双眼睛,然而却张启了她的千手千眼,她能感觉到比蜻蜓薄翼还精致百倍的纤细情感,是我们常人渴求而不可得的。 


本文作者(右1)与波兰捷克等国学生,在意大利第一届世界学生电影节。右2为作者同学、三次奥斯卡奖得主亚历山大·佩恩。


        (六)


        美国大学生考完试后当然就会派对,听说现在连派对的发泄也不够了, UCLA 这几年连续期末考试后学生们都是裸奔,光着屁股在冰冷的冬夜里拼命地跑,想想都过瘾,什么烦恼都冻光了,第二天早上起来,脱胎换骨,清明一片。


        那个周末的晚上,宿舍一层大厅又举行派对,玛丽和朋友们早早地就去了。我跟往常一样没有参加,实在是既没时间也无闲致,总觉得有一百件事情还等着要做。正当我乱七八糟地忙碌着,突然有人敲门,打开一看,是澳洲来的留学生山姆。


        山姆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澳洲人,眼睛浅浅的灰蓝,非常善良,因为他的缘故,我后来对澳洲人都有先入为主的好感。高大的山姆垂着双手,目光缓缓地,他总是不温不火,那种双脚牢牢踩在最底层地上才会有的安全和平静。


        山姆说:“劲桦,玛丽让我来找你,今晚的领带派对是我筹备的,我也想让你去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他微微笑着,那么和气,我都不知该怎样推辞,想了想,找了个理由:“我没有领带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山姆好像就等着我这句话,手从裤子口袋里摸簌簌地掏,掏出一条皱巴难看的领带,有点儿腼腆地说:“我的借给你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我只好跟着他下了楼。


        大厅很热闹,挤满了学生,嘈杂的说话声,笑声,音乐声充斥在暗淡的光线里。临时搭建的台子上请来了真实的乐队,吉他手,鼓手,贝斯,还有一个男歌手。歌手矮个子,其貌不扬,声音却丰富,唱着欢快节奏的歌,掺杂着一点儿吊儿郎当的惆怅。


        他的眼神不跟别人交集,淡淡地没有焦距,有时还闭上眼睛,好像只唱给自己的心上人听,说不出的味道。他拿着麦克风一摇摆,我突然发现他他的左腿有点跛。


        彩灯射来射去,把大厅中央跳舞人的脸晃得一乎蓝一乎绿。山姆从拥挤中走出来,手里拿了两杯带酒精的饮品,一杯递给我,然后找到坐在轮椅里的布莱恩,另一杯递给了他。


        布莱恩看见我,微笑着张开双臂,我右手拿着酒杯,左臂张开,顺势一蹲,跟他抱抱。布莱恩的脸色绯红,眼睛晶亮,那不是因为酒精,而是因为亢奋;我喝了几口酒后也脸色通红,而我的“亚洲红”却是咽在肚里的乙醇变成了毒品乙醛,多了可是要死人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山姆问我跳舞吗?我说等等,你先去吧。我在布莱恩旁边的沙发上坐下,看着人们扭来扭去地跳着五花八门的舞。跳得好看的都是腰部臀部摆动灵活,大多数的人各跳各的,身体不接触,顶多男女对着抖一抖,搂在一起跳的很少。


        我突然看见了玛丽,只有她和男舞伴面对面牵着双手狂跳,就像跳绳那样随着节奏乱蹦。玛丽满脸笑容,看起来心情好极了,汗水把她额头的刘海润湿,撩了上去。


        男同学们一个一个轮换地跟她跳,都好像在完成任务,没什么表情,唯独山姆和玛丽跳时有说有笑,他们俩儿个子都很高,山姆又胖,两个大块头像灰兔子一样蹦来蹦去地令人忍俊不禁。


        转过头,我回想起了国内上大学时在食堂开舞会,大冬天里桌子板凳推到一边,在水泥地上围个圈子就跳起交际舞来。角落里放一台手提录音机,播放着“蓝色多瑙河”圆舞曲,男生木胳膊木腿搂着女生的腰,女生低着头羞羞答答握着男生的手,表面上半推半就,实际上跳到熄灯也不愿结束。


        当年我们这些旁观的,大冷天围巾裹着脸裹着头,冻得稀里哈喇吸着清鼻涕,替转圈圈的一对对男女崩嚓嚓地数着舞步。呵呵,那禁欲的年代呀……现在说来有谁会信?


        舞会上有人给我和玛丽照了一张拍立得,前两天我居然找到了这张像片,玛丽和我牵着手站着,她高我一截,我显得瘦小,脖子上套一条大宽领带,看着真滑稽。


        夜里回来躺在床上,玛丽兴奋地睡不着,唧唧呱呱地跟半睡着的我不停地讲话。突然她问我:“劲桦,你交过男朋友吗?”


        我一惊,睡意全无。“嗯,大学时交往过一个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她吃吃吃地笑,小声问我:“你了解性吗?”


        我没说话。屋里静静的,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。


        半天,我说:“我来美国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禁欲的国家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“噢,”她轻呼了一下,“就跟中东的回教国家一样吗?”


        “不,不同。在共产中国男女基本上平等,女人不屈从于男人,只是在性的观念上很保守,男女都一样。比如,社会舆论对婚前的性行为持否定的态度,我大学有个同学,榜首考进的,就因为他和女朋友发生过性关系,后来又不愿和女朋友好了,所以被学校开除,送回矿井当矿工。婚外情则更是耻辱的事情,连子女都抬不起头来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“我是天主教徒,结婚后才能有性关系。”玛丽表示很理解地对我说。


        过了一会儿,她又问我:“你对性怎么看呢?”


        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幼稚,勉为其难地说:“性是人正常的欲望之一,跟吃饭睡觉一样;完美的性是爱的延续…… ”没说完我自己先笑了,就像在背诵生理教科书。


        沉默了好一会儿,我叹了口气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为什么叹气呢?”玛丽问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不知道,说不清楚。” 我突然觉得眼睛和鼻子中间有幽幽的酸,对我来讲,性应该是身体最深处的彼此触碰,就好比爱,是心灵最深处的彼此触碰;性把爱精神的感觉具体化了,而由爱所产生的彼此间全部给与的渴望也由性而最终完成。


        我睁大眼睛茫然地看着黑暗,喃喃地说:“很喜欢英文中 touch(触碰) 这个词,性就是 touch ,有触碰所以有 touching(感动) 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玛丽呼地一下从床上坐起,热切地:“劲桦,我要告诉你,我恋爱了!”


        什么?恋爱了?你恋爱了?和谁???


      (未完待续,明天推送下篇。)


本文作者与UCLA电影学院院长罗伯特·罗森。     


(文图由作者提供,本号获许可推送。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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